献给海淀黄庄
“一鸣，爱荷华要修地铁了。”
“扯犊子。”我点开微信，是小果，于是叼着牙刷儿给她回复。“爱荷华那点人一节车厢都塞不满，修鸡毛地铁？”
“真的，市议会都通过了，不过说是地铁，基本都在地上走。”
“那算哪门子地铁，叫电车还差不多，当年在休斯顿也有这玩意。”
我拧开漱口水瓶子，咽下一口，期间看见小果一直在输入中，断断续续憋了半天，才发来一句：
“最近过的怎么样？”
我险些把漱口水喷了一镜子，赶紧抓起手机。
“挺不错，还活着，不劳您挂念。找我什么事儿？”
又是漫长的停顿，我看着顶栏从小果的名字变成“输入中……”三个字，停顿几秒，又变回小果的名字。于是我吐掉漱口水，开始洗脸。
“没什么事儿，想起来了，就问问。”
“得，还记得我，挺好儿。你那头儿咋样？还在爱荷华？”
“对。我挺好的，第一本书马上要出版了。”
我本想回复一个“哦”，想了想，实在不太礼貌，还是删掉，换成了“恭喜”。
“恭喜，我有空儿一定读。”
接着又是沉默。过了一会，我脸洗完了，就回她说：“没什么事儿我先下了，十号线晚了挤不上去。”接着又看见她在输入。
“我想回北京一趟。”
“你不讨厌北京吗，回来干什么？”
“今年30生日，想着回来看看。”
“挺有雅兴，怎么得，叫我一块儿攒个局？”
说完了，我开始穿袜子。小果和当年一样磨叽，三杠子打不出个屁。等我抬起头，她的回复才将将发过来。
“不是，是想问你，还记不记得姚老师。”
姚老师么，记得，当然记得。
“他怎么了？”
“不知道，联系不上，我和Prairie签完合同，第一个想起来就是他，但他一直没回，电话也打不通。问同学，说他已经不在北大附了。”
“是不在了。”我说，“从爱荷华回来我就想找他，没见着人，估计让哪学校挖走了。后来没再想这事儿，一方面懒，一方面混成这个样，有点子丢脸。”
“我这趟回来就想找他。当年除了我，就你跟他最熟。”
“我也没他消息，这样吧，你啥时候到北京了，给我说一声。”
我发了个【让我看看】的表情。小果没再回我。
姚老师，我们那会儿的英语组首席。他在位时除了教原著选读，还做过许多惊人之举，包括带精修班花一整个学期练习虚构写作，以及以十四行诗创作作为期中考试的唯一内容。我很喜欢他，原著选读每期不落，跟着姚老师读完了知更鸟与动物农场，便认为自己已站在文学的顶峰，这也间接导致我无法写好给李华的信，总是写的过长。后来我高三时，新校长上任，全校人事便发生大洗牌，他也从高贵的英语首席兼书院督导，降格为一名普通讲师。据说他是少数公开反对新教学方针的人，讲课时告诉学生们，我们所用的橙色北师大版教科书“狗屁不通”。很难说这其中有没有个人恩怨的成分，但从我们下一届的高考分数来看，他的意见并无十分的依据。
说来神奇，我和小果当年都是姚老师的粉丝，常常整节自习整节自习拉着他聊天，但我们却从未听说彼此的存在。即便是高三在新校长风波的影响下，步调一致转入国际部，也不认识对方。一直到大一入学时，我俩在姚老师的榜样效应下，同时来到大洋彼岸玉米田中央的爱荷华大学进修创意写作，才在地球的另一端发现了彼此。
本科阶段，我俩学业顺利的惊人。课下除了打游戏，便是寥寥几个中国学生聚在一起吃饭。我曾严肃的考虑追求小果这样一种可能，认为我俩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人，甚至进展到匿名情人节贺卡的程度。后来我使出浑身解数，得以在本校进修硕士，逐渐发现这一想法的可笑。我一向喜爱北京，喜爱酒吧、地铁和大型商场里的自动扶梯，在爱荷华这些年算是一种为理想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可幸的是这里仍有酒吧，显然美国人也受不了每天只和玉米对话。但小果则不然，研究生项目开始后，我俩课程的交集日益减少，空闲的时间日益增多。这些时间里我在酒吧和网吧之间流连，醉心于沙鹰颗秒的练习，大脑皮层的沟回逐渐长满水锈而停止运动。于此同时小果总宅在公寓里，我愈发不懂她的生活。
“你每天躺在床上，不会发霉吗？”我向她抱怨。
她的回复是一段3分钟的视频，从头到尾都是公寓窗外的景象。
“听听，我这儿有很多麻雀。”
于是我意识到，她属于爱荷华，或许玉米天生对她具有某种亲和力。
我所申请的硕士学位，需要蜕一层皮才能获得。但那时我对这座城市的厌恶与日俱增，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工作坊被抛在脑后，我开始整段整段的缺课，把日子花在芝加哥的海军码头，刷爆我父亲的信用卡。后来信用卡额度的限制与校方的警告同期来袭，令我压力陡增。我试图捡起笔，写写我自己或是爱荷华的麻雀，但堵塞的水道无法复通，我的笔背叛了我，或者应该说我背叛了我的笔。最终父亲来到爱荷华接走了我，像之前一样，替我收拾好烂摊子。后来我在一家半死不活的英语机构落脚，离我、小果和姚老师的学校仅一个天桥的距离。我和小果也不再联系，只有逢年过节才会看见她群发的祝福。
两天后的一个早上，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手办到了，就喊他放门口就行。过了一会，敲门声仍执着的继续，我只好骂骂咧咧起身，嘴里仍叼着牙刷。
“狗日的卖家别发的到付。”我默念着。打开门，是小果。
我愣了一下，把牙刷从嘴里拿出来，险些没拿稳掉在地上。
“真是，也不提前打声招呼。那个有点乱啊，随便坐。”
她径自走进客厅，在我的懒人沙发上坐下。得，多余说这一句，确实没把自个儿当外人。于是我从桌旁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她跟前。
“想看看我的书吗？”她突然从包里抽出一本小书，递给我。“我给你带了预印本。”
我把书接过来，封面上是一群被惊飞的麻雀。我一目十行翻看着，一边问她：“讲什么的？”
“是个短篇集。”她说。“不过好几篇的人物是同一个，一个男孩，主要讲他在另一片大陆的事儿。”
“另一片大陆？”我问。
“不是我们的大陆。”她说。“有时他会变成鸟和鳄鱼，还有一些别的幻想动物。”
我点点头。“所以是童话。”
她摇摇头。“不是童话。”停顿了一会，她又补充说：“不过这样理解也行。我想尽量仿照厄休拉·勒古恩，或者尼尔·盖曼。”
“尼尔·盖曼，尼尔盖曼那事儿你知道吗？”
“知道。”她点点头，简短地说。“书是好书，可惜，人怎么这样。”
于是我低下头认真看起来。男孩的故事确实有意思，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过了一会儿，她深吸一口气，说：
“你知道吗，你比我有天赋，姚老师肯定也知道。”
我笑了。“天赋和A股差不多，都是骗人玩儿的。”
“不不不，”她好像认真了，“我还记得你大一写的诗，你说青铜从土里长出来，刺瞎了你的眼睛，还记得吗？那会咱俩上同一门课。”
我皱着眉想了一会。“是‘创意写作基础’吗？想起来了，我在诗里写农民，还写过什么，写了工人，工厂；写过煤矿和东北，都是骗人玩儿的。我不是农民，没种过地，都是那个……叫什么来着，mas……masquerade，假面舞会。都是角色扮演，扮演文青骗人玩的东西。”
她点点头。“确实是，但你的直觉是准的。我后来去朋友的农场帮工，说是帮工，其实就是去玩的，在弗吉尼亚。我很想知道种地是什么感觉，玉米叶儿老剌破我的手，我就想起你的诗。我缺乏那样的直觉，所以我只能写童话，童话是最纯粹的虚构。”
“抬举了。”我说。“那诗是我让AI写的，它写的比我好。”
“你说是就是吧。”小果坐在我的懒人沙发上，往后躺倒过去。
“什么时候出发？”我问。
“出发？”
“去找姚老师，不是你说的么？”
小果猛地一下从沙发上弹了起来。“你联系上他了！”
“没有。”我诚实的回答。“和之前一样，啥消息也没有。但我觉得可以从北大附开始，问问老师什么的。”
小果没有坐下，而是开始在房间里踱步。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感觉大一大二那会偶尔还想起他，后来就忘了。一直到上周，我突然想起他来。我把我出书的消息跟好多人说了，就他没回，一直没有。我很恼火，为什么就他不回我呢？我老想这事儿，想到后来别的人都不重要了。我的书他们不会看，即便看了也会忘记。我这次回来就带了两本预印本，一本给你，一本给他，我必须得找到他。有一部分的我确信他一直在等我，剩下的我知道他已经消失了，不可能找得到，更不可能看到我的书了。我们下午就去学校吧。
“好，好，你别急。北大附现在进去得报备，我先打个电话”我走到走廊上，虚掩上门。听她说起预印本的事儿，我心里一阵泛酸，小部分是感动，主要是后悔。我先拨通了老板的电话，谎称我胃疼，下午得去海淀医院看看。接着打给张越儿，也是原先的同学，去了北电，我们都叫他张导。他现在在北大附带戏剧社，我让他把校友报备的二维码发给我。
打车到海淀黄庄时，已是中午。我把张老师约出来，在校门口吃了顿烤肉。听我们要找姚老师，张越儿一瞬间皱了下眉。这时我才想起来，他当年在姚老师另一个班上，好像被他挂过科。他说英语组的老师大多换了，现在的人他不熟，不过有个年轻老师，姓胡，老找他拷片子，可以带我们去问问。我们进了学校，立刻感到一种熟悉，和校园倒是没关系，十几年了，校园已经完全变样，但空气不会骗人，这儿的空气还是一样。我们从西楼上去，见着了胡老师，顿觉一阵失望，他和我们年纪一般大，甚至还要年轻些，倒也算年轻有为了。可他不认识姚老师，他也不可能认识，太年轻了。我们寒暄几分钟后直入正题，果然他并不认识姚老师，不仅不认识，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一号人的存在，更不知道他有可能在哪里。我问胡老师现在的英语首席是谁，他说了一个陌生的名字，我又问那位首席多大，得到了一个或许有点希望的答案，于是我问去哪儿才能找到他。
“董老师现在在忙英文戏剧展演，马上开场了，你们等演完去找他吧。”
我看向小果，小果点点头。张越儿说：“我也该去了，那几个学生我带的，得看着点儿，要不你们一块儿去算了？戏剧节现在是没有了，但黑匣子还在，前两年刚粉刷一遍，带你们去回忆回忆。”我说好啊，于是我们从后台溜进黑匣子，找了几个中间排的好座位。过了大概一刻钟，场灯灭了，演的是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不过缩短了很多，女巫的戏份基本没有了，演员也有点忘词儿，比当年戏剧节差得远。
谢幕倒是显得很熟练，演员们往三个方向鞠躬致意。我看了张越儿一眼，看来戏剧社的老手艺没丢，和当年一样分不清主次。现场热闹的程度和当年倒是不相上下，所有人都在吹口哨，有很多人高喊演员的名字，还有更多人献花，几乎每人手里都捧着一束，灯光和音响也不例外。小果捅了捅我。
“嗯？”
“你觉不觉得，像在看电影？”
“大姐。”我翻了个白眼。“怎么你一回高中，大学教的全忘了？不是戏剧像电影，是电影像戏剧，最早的电影看着和这差不多。”
“不是不是，”小果用力摇摇头。“不是说这个。你坐在这儿，看这些人，看他们排练、演戏、谢幕，看他们上台前紧张，然后有同学给他们送花，像不像看电影？看他们这些人在学校里，我觉得像童话。你看过《魔法坏女巫》吗？也是讲一所魔法学校的故事，跟哈利波特差不多。诶，当年咱学校外号就叫魔法学校，现在是不是没人提了？”
“是，不提了。”一旁的张越儿突然插嘴。“新校长不让提。”
我没吱声，小果说得对，像在看电影，一场特别牛逼的电影。我死前如果能看到走马灯，估计最后一幕就是在这，我自己在台上，谢幕，姚老师在底下看着。场灯不够亮，而且下头闹哄哄的，我看不见他，可我知道他就在那儿，怎么会看不见呢？我想起来了，我当年演的是《威尼斯商人》，剧本也改了好多，我不满意，最后还是演了。我的走马灯就到这儿，往后都是白噪声。我用力咽了口唾沫，感觉嗓子发干。
“是像电影，你说的对，这感觉挺怪。咱们在看电影，看他们演电影，他们还在电影里头演戏。不过咱们也在里头，真怪。”
散场之后，张越儿带我们抓着了董老师。“姓姚，我说，叫姚思源。”董老师当首席有四五年了，听过姚老师的名儿，不过也没他联系方式。姚老师仿佛过早的变成了幽灵，进而构成学校了空气的一部分。董老师跟我们道歉说估计帮不上什么忙，但可以去旧档案里翻一翻。接着问我们是姚老师什么人。
“我俩是他带的毕业生。”小果说。“当年跟他特别好。”
“我们仨。”张越儿补充说，小果看了他一眼。
董老师点了点头。
接着张越儿把我们送到校门口，说有材料要写，就不吃晚饭了。说完对我使个眼色，转身就走了。
“你说他是不是以为咱俩谈着呢。”小果问我。
“不然呢，张越那大傻样，上学那会就傻不愣登的，快别惦记他了，吃啥？”
“麦当劳吧，路口那麦当劳还开着吗？”
于是我俩走进麦当劳，点了三个一加一，我吃两个，她一个。据说这店的老板换了，原先的老板把店卖掉去了澳洲。不过里头是一点没变，依旧闹哄哄挤满了人大附学生。我吃完了，问小果酒店在哪，我打车送她回去。
小果仍在和她的双吉搏斗，听到这里抬起头。
“我没酒店，一下飞机就打车到你这儿了。”
我无奈地摇摇头。“那怎么着，你住我那儿？先说好，你打地铺啊。”
小果点点头，看向窗外。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穿校服的演员们灌进地铁口。
最终还是我打了地铺，早上腰酸背痛的醒来。小果已经睡醒，她把沙发挪到窗边，正捧着一只不知哪来的马克杯，望着窗外。我打开手机，发现有两个未接来电，都来自同一个陌生号码，于是打回去。是胡老师的声音，我打开免提，他说昨儿董老师去档案室找了找，没有叫姚思源的联系方式，但有一个信封，属了他的名字，备注是留给来找他的毕业生，问是不是给我们的。我和小果对视了一下，说是，应该是给我们的。他说那你下午过来吧，董老师没拆，不知道里头是什么，挺厚的，摸着像个本子，不像是信。
吃过中饭，我和小果打了车往海淀黄庄去。一路上我能感到某种陌生的激动在增加，信封里是什么东西？是姚老师留给我们的？还是留给别人的？无所谓，总之我们先到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先到比什么都重要。一个本子，会是什么呢？日记？当年带我们那几届的工作笔记？会不会有写给我们的评语？也许他真说过我有天赋。我记得他和我说过，可或许是我记错了。也许真的是封信也有可能，一封长信。不对，不会是信，信不会写在本子上。那是什么？一叠白纸？一沓钱？或许是照片，未寄出的明信片，也可能是账本，或者姚老师的病历。希望不是病历。
我沉浸在对那个信封的想象中，车到了，我俩下车，胡老师在门口把信封递给我们。一开始我和小果谁也没接，我从她眼睛里读出类似的想象。最后还是她接过来，对胡老师说，能不能再进学校转转，好不容易从国外回来一趟，昨儿没认真逛。胡老师和保安说了声，保安把闸机打开，放我们进去了。胡老师带着我们看了看体育馆二期，地下新增了游泳池。门口的双螺旋雕像撤掉了，换成蔡元培的脸。办公室的隔的更密了，教室也都挂上班牌，变回了行政班，原本走读制的痕迹不再有。我有点怀念这儿，可小果好像什么也没看进去，只是摩挲着那个信封，一直到胡老师跟我们道歉，说他下午要去上课，请我们自己先转转，等下直接走就行，留的晚的话，再请我们吃晚饭。我们赶忙说不用不用，和胡老师告了别。小果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在前头迈着大步领路。我跟在她后头，穿过中庭，来到老校门边上。上头北大附中几个字还在，可草坪上的猫没有了，大约已经老死，不知有没有生过小猫。
小果把信封放在桌子上。那是只粉色的信封，用红笔写了字，像个心脏。她把信封撕开，从里头掉出一本白色的册子。我拿起来一看，是本小书，奥尔加·拉文的《雇员》。一本很怪的书，我想起当年姚老师带我们读过，大家都没看懂，只有我嘴硬，说叙事结构很有意思，其实完全茫然，叫我上台讲，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姚老师只是微笑着看我，也不说话，露出一半牙齿。我记得那好像是我唯一一次对姚老师生气，我说这写的什么玩意，没有逻辑，可他依然只是看着我笑，至少记忆里如此。小果问我，这是什么？我盯着《雇员》的封面，没看她，说，是本书，当年原著选读，带我读过的。你看过吗？小果摇摇头。我把书翻开，封面很松垮，显然被反复的翻看过。我看到目录上的“证言002”画了个红圈，于是赶忙翻到那一页。小果凑上来，和我一块儿看。这章很短，但在这本书中算是长的，有关一个仿生人爱上飞船三副的故事。我翻到整章最后一页，下头是用红笔写的一段话，是姚老师写的。他说，不知道正在读这段话的人是谁，不过请你，或你们，不用挂念我，也不必来找我。我和蒂玛相爱了，她是一个机器人，我和她去了另一片大陆，在那里组建了家庭。我们很幸福，这里天上有许多种鸟，不过河里有鳄鱼，还是要小心脚下。我读了你的故事，那个世界很美，爱你或你们。姚思源。我读到这里，一开始感到愤怒，觉得被戏弄了，这根本不是姚老师写的。然后是一种巨大的茫然，还有悲伤，和我第一次读这本小说的感觉一样。我感觉双眼模糊了，坐在椅子上，望向旁边的小果。小果没哭，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你在想什么？我问。不知道，小果说，我觉得他说的有可能是真的。什么玩意，我说，你读创写读傻了？没有，小果还是那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大概率，大概率不是真的，不过也有小部分可能，他说的是真的。说到这里，小果突然站起来。“你有铲子吗？去找把铲子。”我说，你疯了？要铲子干什么？别管，她说，你快去后勤借一把。我还紧攥着那本《雇员》不放，没好气的跟她说：“要借你自己去借。”于是她就走了，不一会儿拎着一把铲子回来，开始在草地上挖坑。我弄不明白她要干什么，又气又急又疲惫，只能坐在椅子上哭。她挖出一个浅坑，变魔法似的从怀里掏出她的预印本，塞进信封，三下五除二埋进了坑里。你干什么呢，我无力的跟她说。也许，只是也许，他能读到。她说。更大的可能是他已经读过了，无论如何，留个念想。走吧。我不走，我说，我再坐一会儿。没什么好坐的了，她说，姚老师曾经在这儿，现在他走了，咱也走吧。她伸出手拽我的胳膊，力气大的惊人。我摇摇晃晃站起身，突然想起学校那只猫当年绝育过，不可能生的出小猫。
“那我们，我们就这么回去吗？”跌跌撞撞走到校门口，我挣脱小果的胳膊。“回啊，当然回，”她说，“咱别打车了，坐地铁吧，你家十号线不是能到吗。”我看见小果的脸变成机器人的脸，一半是肉，一半是金属。我想起蒂玛，那个电影里的角色，结尾时就变成了这样，很吓人。“是四号线。”我说，感觉自己仿佛喝醉了酒，头有点儿晕。“你记叉了，”她说，“当年才是四号线。走吧，去地铁站。”小果继续拖着我往出走。一到海淀黄庄那个路口，站在风口上，我就清醒过来了。正想对小果说什么，她比出一个“嘘”的手势。“听”，她说，“海淀黄庄的脉搏。”我按她说的仔细听，听见地铁正从我们脚下隆隆驶过，扑通、扑通、扑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