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枪鸣响之后（回忆录终终稿）

有一次去幼儿园前，我站在姥爷的三轮车旁，看他把电池抬进座位下的电池仓。我问他：我几岁啦？他回答说五岁。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我又拽着姥姥的衣角问同一个问题。她笑着俯下身，说，你现在是五岁半。然后我就以为长大其实是一个谎言。

之后的某天邻居奶奶来做客，问我多大了。我说我今年八岁半了！他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所以长大到某一刻就不能再用半岁做年龄的计量单位，这是第一个让我警惕的信号。

从出生就和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在一栋现在被称作老破小的房子里。那里有永远都是装满状态的冰箱、更新换代过很多次的电动三轮车、盆里会莫名长满三叶草的绿植、邻居家养的鸽群——每天下午有两道气枪的鸣响提醒它们出去转悠一圈，扑簌簌像一场不会落下的雨。

姥姥家有很多套窗帘，绿色的上面有棕榈树刺绣，蓝色的是格子，米色或许是亚麻材质，有一种坠着一棵一棵的挂穗，唯一的相同之处是它们的宽度都不足够遮挡整个窗户。每年夏天的午后家里都拉着几层窗帘，一层遮光两层隔热三层保温，屋子像个东拼西凑的棉布骰子。家里的其他部分也是差不多的情况：沙发靠垫由多种材质的填充物和布套子凑成好几套；冬天太冷，除了正常的棉被脚底下还得搭一床毛毯。

姥姥家有很多盆绿植，长在一切可以放得下植物的地方。文竹、吊兰、马蹄莲之类的，层层叠叠的绿色堆积在一起，每天早上和晚上要挨个把它们换个朝向以便更好的沐浴阳光。夏天会有个我所专属的白色喷雾，不停地给它们喷水，或者在空中喷，然后快速地走进那一片清凉的迷雾中。文竹叶子喷水最好看，单有叶脉般的毛茸茸结构能挂住水珠，慢悠悠化在脉络间，喷水和观赏交替下来能玩上一天。每到过年，姥姥会新搬回来一盆开得红火的花或者小金桔子树，可惜它们到了第二年就都不会再开花结果了。

另外还有很多个的东西，例如表了框的相片、挂在灯下面或者贴在玻璃上的红色新年装饰品、不成套的盘子碗（但一般只会用固定的几个）、风格各异的帽子围巾挎包（同样也只会频繁用到其中的几个），总之是些和断舍离理念背道而驰的布置。放在现在看或许可以叫充满生活情趣，但在当时还不知道文明人家里每扇窗前只会有一套窗帘的我眼里，东西把空间堆积得满满当当才是家的样子。

刚上学不久的一个夏天的某天，我们一起去超市，回来时鼓囊囊的化纤袋子把电动车塞得满满当当，连我的鞋上都压着半个。葱从袋子里伸出来，看得人心里怪难受的。另外能看到的，还有板状的盒装酸奶和桶装薯片。

天热，一回家就把层层叠叠的窗帘挂上，空调打开还不够，得先开会儿风扇散散热气。电视好像也开着，放午间新闻之类的节目，我不看，端了脸盆倒满水在里面玩钓鱼的游戏。那套玩具里鱼竿做得很精致，真的可以摇动把手让棉线带着鱼钩下垂，可鱼就只能侧着身子飘在水面上，半死不活但五颜六色。

玩够了，端起脸盆把水倒在洗手池。水哗啦啦倾斜而下的时刻照例为地球本就不充足的淡水资源抓心挠肺一番，很快就以“下次绝对不会这样了”宽慰好自己，回到客厅坐到姥姥姥爷身边。

毫无疑问空调是世界上最好的发明，但就跟嘴前面钉了个磁铁的塑料鱼一样，有些地方终究叫人扫兴。长时间开着空调的房间，总有种不真实感，好像这个清凉到不合常理的地方被从世界上独立划分出去一样，连空气都有种塑料味。也就因为这种塑料味，这段记忆被打上特殊的记号。

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和姥姥说话，我们之间交流总是功能性的，比如说她问我要不要吃东西，我说不，然后她给我削了个苹果。没有和姥爷说话，这是可以确定的，不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几乎不说话。

或许也说了。“声音有点大吧”“关小点声”“怎么不吃薯片”“一会儿再吃”“算了，还是现在就吃吧”之类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像午间的梦一样平常而断断续续。也可能真的是梦，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段平常的记忆会停留这么长的时间。

钓鱼玩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再也没见过了。另外的玩具，还有一辆表姐小时候玩过的滑板车，每年会多一只的红色生肖玩偶，还有同样是从表姐那儿继承的一箱芭比娃娃。现在想到那一箱娃娃我总觉得心惊胆战，它们有天突然出现在我生命里，姥姥解释说是表姐不要了的，我疑心那一天她的生命里是不是突然失去了这一箱娃娃。

这箱芭比娃娃，真的是放在一个笨重的大木箱里，搁置在阳台上很久，直到后来再开启，我已经十一岁了，距离那个有塑料鱼、桶装原味薯片、新闻节目的午后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时间。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但每天下午的气枪和鸽子、层叠交错的窗帘、满溢的绿植从没变过。唯一重要的变化是我开始意识到在目前这个年龄再不玩一会儿芭比娃娃，就要成为玩芭比娃娃会被耻笑的人了。

然后变化们接踵而至。

首先，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桩。姥姥开始为自己的年老担忧，而这间没有电梯的房子让她想象出自己躺在担架上卡在昏暗楼梯间的场景。于是她决定卖掉现在的老破小换到有电梯和足够救护车开进来的宽敞车道的小区，而且就在我父母家所在的小区。事情发生得实在太突然，幸好我当时在场目睹了全过程。总的来说就是姥姥姥爷用了几个月时间达成共识，用几周时间等待中介的消息，用一天时间完成了从看房到签约的壮举。

那天晚上我陪着大人们待到很晚，百无聊赖地坐在中介门店前的塑料凳上。除了负责这一单的那位职员（姥姥姥爷私下里叫她小姑娘，给我脑子里留下一位职场新人的形象），其余的已经在隔壁的烧烤店门口围坐一圈准备庆祝了。虽然当时还不完全明白为什么，但我为他们的快乐感到十分的快乐。

估计最后等到了九十点钟，印象里我第一次这么晚还在外面待着。回家时我以为这就算完了，结果后续发生的一切实在让我吃惊不已。为了迎接前来看房的潜在买家，姥姥把窗帘撤得只剩一套，卧室和客厅的还是同色系，连沙发罩和靠垫都是成套的，柜子上或墙上的照片也被收了起来，空空荡荡显得很怪异。每次中介要带着客户来看房，姥爷总会不停地拿着笤帚簸箕东扫扫西扫扫，或者一个劲儿地把靠垫们调换角度试图让它们看起来更整齐。

下午四五点钟总会有客户来，放学回家我不能写作业，因为本子摊在桌子上很不雅观，只好规规矩矩地坐在干净妥帖的沙发上，双腿着地且挺直背部。没什么别的事可做，只好不停地捋顺芭比娃娃的亮片裙子让她也看上去足够雅观。有天下午一位带着孩子的女士来看房，那个孩子约莫着还没上小学，立刻被我手里的娃娃吸引，死死盯着看。我心想姥姥姥爷那么重视这些人的到来，我或许也应该表现得友好一点。于是我就伸出手试图把娃娃递到她手里，可惜她被妈妈牵着没办法靠近。几位大人互相之间说了些话，她们很快就离开了。然后姥姥姥爷就会开始谈论那些来访者的反应，猜测这一次会不会是个好结果。

我知道他们十分担忧房子能不能按时卖出去，如果到合同规定的时间还没有脱手，不仅定下的新房买不了，还要付给中介一笔违约金。姥爷好像几次想要降低房子的标价，不过最后还是被拦住了。我当时只希望这一切能快点结束，快点恢复我一放学回家就能写完作业然后在沙发上窝着随便换台看电视的时光。

接下来，好像是回父母家住了一阵，再回来，房子里大部分的东西都被封进了纸箱里垒在墙边，有几个柜子消失了，露出白净净的墙，和周围泛黄的部分格格不入。房子最后被卖给了一对情侣，他们打算将它用作婚房。可以说是皆大欢喜，每个人都很满意。我只觉得诡异，浑身发凉，连身边的家人也好像是些陌生人。唯一的办法只有不停地告诉自己这段时间过去了就会好的。

然而第二天就是搬家日。傍晚时分坐在妈妈的车的后排座位，看着这栋矮矮的、破旧的小楼。太阳已经落下了，可是天还很亮，很浓重的蓝色，楼上空悬几片云。有人在往卡车上搬东西我不记得是谁。隔着钢化玻璃也很吵，但车里很静，可以同时感知到两个世界。然后，我就像书或电影里的主角，突然间醍醐灌顶，意识到眼下这个瞬间对自己很重要。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睁大眼睛记住那个瞬间。

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在那里放一声气枪。

自那天起，我由姥爷开着电动车从学校接回来，先回自己家做作业，六点左右再去姥姥家吃完饭，饭后再回家，直到第二天一早由姥爷送去学校。其实连这样的日子都少见，更多的是在辅导机构度过大半个晚上，挣扎到家都快十点——比签合同的那天还要晚。姥姥姥爷的新家依然有长长短短层层叠叠的窗帘，可它们不再属于我了。那时我很快就接受了这样的安排，现在却思来想去抓不到头绪。意识到分割线存在后，那一天就好像变成了时间轴上的一个图钉，分明的两边无法跨越它。

有时候我会想象那栋老房子，厚重的金属防盗门上贴着红底烫金的喜字。我放下装着清水和塑料玩具鱼的那一块地砖被它的新主人踏过，所望之处挂着长宽都恰到好处、妥帖地垂于地面上方的一层窗帘。所以我和姥姥姥爷共同生活的那一间屋子已经消逝在世间，另有一个一般无二的小小的立方体，内里装满了时间，补全记忆的一环。

后面的事情发生的很快很急。不知道是我长大了许多还是因为我是听转述而非亲身目睹这些事的发生。父母和姥姥姥爷吵了几架又和好，姥姥姥爷病了几场又痊愈。这期间我在做什么呢？记不得了。总不是所有事都那么分明的。

再有确定的，就是某天我拿水果去姥姥家。姥爷拿了水果去厨房洗，我就在客厅和姥姥闲聊。当时已经有样学样懂得了成熟的聊天方式，一见面就问道：最近身体怎么样？开的药都按时吃了吗？只是这次还没能问几个来回，墙后传来重物砸地的声音。

我闻声探寻，目睹姥爷倒在厨房地板上，身体窝在狭窄的过道，四肢僵硬地摆动着在地上摸索。一瞬间头晕眼花， 惊慌瞬间扩张至全身，只能拉住他的手不得章法地往上用力。很重，笨重得不像在拉扯人，面粉口袋一般直直往下坠。我想起自己五六岁的时候放学回来总犯懒让姥爷背我上楼，趴在宽厚的背上视角很高，浮浮沉沉，像在坐船。

而如今我又在做什么呢。我从前竟然以为自己能永远过那样的生活。

我把姥爷拉起来了，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就像不知道他是怎么倒下的。发生得都太快了。

俯下身拾起散落的青葡萄的时候听到了那声遥远的气枪鸣响。这个让姥姥姥爷都无比满意的新小区，有电梯、隔温层、电瓶充电柜、有分寸的邻居，没人养鸽子。可我还是听到了气枪。

自那次搬家后我总在提前预演失去，误会、排挤、离别、死亡，等事情真的发生了痛苦就来得麻木，轻而易举地躲过。后来才知道人不是活在预演里，躲不过去的才是失去。我是个太自私的人，太清楚自己去看望他们、说些不痛不痒的关心的话、买点东西送过去，甚至就连写这篇东西，只是为了留下一点什么，好让未来的自己少难受一点。对亲人离去的畏惧，也只是对于未来将要孤苦无依的抗拒。

前几个月姥姥给了我一个金戒指。很漂亮，以前都不知道金首饰还能这么好看。她说戒圈碰得有点歪，叫我找个门店帮忙正一正。我把那当成一种更深的纪念。她又说本来想着过生日的时候再给我，但既然都想起来了现在就给吧。我总觉得有点不安，像是某种征兆。

五一前我爸出差我妈住院，在姥姥家住了两天，姥姥总叫我“子夏”，那是表姐的名字，她比我早出生十一年。我不言语。之前她过会儿就能发现弄错了，可这次没有，可能以后也不会有。

晚上我就躺在姥姥旁边的小床上，如幼时的每个夜晚。关灯后很快响起了无意识的呻吟，像藤椅吱呀，也像咿呀咿呀的应答，短促又急切，听得我呼吸也急促起来。

睡前我听到姥姥姥爷说话，声音很大，不知道是因为耳背还是忘了我还在他们家里。他们说我是白眼狼，多少年管下来都没用，到最后还是不亲。

总不该和连一天吃了几顿饭都记不清的老人置气，我躺在床上细细琢磨，这就跟姥姥记不住我的名字，根本说不上个对错。我想年老了人就会丢掉很多，看清的权利、听清的权利、独自从家走到超市的能力、周围人的名字，到最后丢下沉重的躯体就离开了。

我来得太晚了，比除我以外最小的家庭成员还要晚来十一年，所以被丢下得也要快一点。这倒也没什么，只是怎么也琢磨不明白，到底是他们失去了我还是我失去了他们。

第二天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天亮就要带着行李出门，去一个我念了很久的地方。于是这天晚上，金戒指、白眼狼和行李箱出现在一起。我不会说这是命中注定的暗示，但这里显然有一个巧合，交予我的、断裂了的、主动选择的，齐齐把我推到一个点上。

于是这天晚上，我在黑暗中突然发觉自己怀里抱着一杆气枪，只等天亮之后扣动扳机。

到时鸽子会闻声惊起，飞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