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豆儿糖葫芦

小学的前两年我坐校车上下学。等车的位置是一个丁字路口，大马路很宽，直通南北。“丁”字的那一竖是条窄一些的小街，顶头是个商场，快到头时左转就能进我家小区的花园。商场里右手边紧邻门口的是个买糖葫芦的小摊，摊主是个满和气的阿姨，我之前常求着爸爸妈妈给我买糖葫芦。

摊主阿姨看起来比妈妈大些，约莫小四十岁的样子。手上总是带着一副透明塑料手套，让我想起去饭店吃烤鸭。我不记得她究竟什么样了，但一看就是外地人，颜面举止、衣着打扮，似乎和周围的人不一样。后来我想，兴许她的年龄没那么大，只是脸上皱纹略多了些。

阿姨的手艺很是精湛，做工大大方方的，从不避开人。她将材料穿到竹签上，各式各样的口味都有，大多是山楂配上糯米、豆沙或芝麻，也有的夹着两三个切了一半的草莓。随后放到一个盛有糖水的小锅中慢慢的煮。

有时买糖葫芦，刚好到她将锅里的拿出来晾干，这是最让我稀奇的。阿姨手真快，还不及糖水滴下来，她就利落地将糖葫芦挪到案板上，登时一个个串起来的红红的小灯笼，就被包裹上一层晶莹剔透的玻璃般闪闪发光的糖衣，在背面刚好形成比“葫芦”宽一点的一片透明。我很喜欢那透明的糖片，里面有凝固住的细小的泡泡。

但我不喜欢吃山楂，纵使糖很甜，也总能吃到酸的地方。我喜欢吃山药豆儿的糖葫芦。一颗颗小豆儿绵软甘美，在口中和糖融在一起，简直满嘴、整个人都是香的甜的。她那儿的山药豆一直是两块钱一根。

二年级时有次放学，半路上妈妈打来电话，说她和爸爸临时开会加班，得晚一个小时回来，让我在家门口小花园玩。下了车，我一个人溜溜达达走过小街，刚想拐进小区，瞥见商场里紧邻门口那个熟悉的小摊，改变了注意——家里没什么零食了，应该趁着现在吃根糖葫芦。

我忽然想起有次去超市买零食，逛到一半实在饿了，打开了一包饼干先垫垫，被妈妈埋怨了好一阵子。这糖葫芦还没付钱，我想大抵不能吃。但想想那晶莹剔透的糖，和里头绵软可口的山药豆，又实在觉得馋人。于是我给妈妈打了电话，说明原委，得到了同意。

我走进商场，对着摊主说：“阿姨好，我爸爸妈妈加班，我想吃根糖葫芦，在您这儿等妈妈回来了再交钱，可以吗？”

阿姨笑着说没问题，问我要哪种。

“我要山药豆儿的，那个最好吃。”

“哦，我是记着有个孩子常来这买山药豆的，原来是你。”她挑了一支糖最多的递给我。“你先吃吧，钱不着急付呢。你要包糯米纸吗？”

我摇摇头，嘻嘻笑着接过来。我想，自己待在这里又不会跑，横竖爸爸妈妈接我的时候付了钱就是了。

她给我搬来一个小凳子，我坐了，柜台到我下巴的高度。我左手拿着签子，仰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我没有和阿姨聊天，我们各忙各的。她呢，忙着做糖葫芦、买糖葫芦；我呢，忙着看她做、看她买。我看她把裹着糖水的一串串葫芦放到案板上，看顾客来挑选、问价钱，看闲人将钱递到阿姨手里，心满意足地吃着走开。我不时右手漫不经心地写两笔作业——把柜台当作桌子实在太高了。

一根不够，我又要了一根。吃完，又要了一根。

妈妈终于来接我时，又好气又好笑：“小丫头，真是的，一根儿不够啊，有这么好吃。”我只是嘻嘻地笑着。

“阿姨再见！”

三年级时这间房子租出去了，我们搬进租来的学区房。再后来，大概六年级，我随妈妈回去看过一次房子。那是个还算凉爽的初夏，我坐在妈妈自行车的后座上。我们匆匆路过那个商场，没有停下。

大街上人来人往。从旁边大学里走出的情侣手挽着手，在街边漫步到公交车站等车；骑车的人将文件包或是远处超市里刚买的菜放到前面的筐子里，摇着车铃往前蹬；汽车不时发出刺耳的鸣笛声，随着红绿灯的颜色变化此起彼伏。

而我，我也从这条大街经过。但我只看了两眼街对面的商场，就转过头去，只顾看前方的立交桥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后悔自己没有停下来，没有进去看看那位阿姨还在不在，这兴许是个遗憾罢。

再之后，我就没有回去过。听说那商场早拆了，盖起了一座写字楼。

往后这么多年，我对糖葫芦的喜爱不减当年，每次买也还是执着于山药豆儿。我很早就记不得那个阿姨长什么样子了，也从不知道她姓什么，家乡在哪里，但似乎别处买到的糖葫芦总是没有她店里的好吃。

又或许，是青年的糖葫芦总没有童年的山药豆儿好吃罢。

在与我无关的日子里，她还会做那么多支糖葫芦，也还会把这些糖葫芦卖给那么多人。想必她早不记得有个爱吃山药豆儿的小孩儿在她那儿写过作业了，但这段故事却在我心底记得分明。有次不经意间想起，不禁惊讶于自己记得这样久远的故事。

越长大我越明白，很多人的人生和你的，有或长或短的、或执着认真或漫不经心的交会，但终将走上不同的道路，在岔路口分道扬镳，此后再无交集。或许该乐观些，毕竟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向着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而努力着。

我不知道那位阿姨是什么样的人，我只在她那儿买过很多次糖葫芦、写过一次作业罢了。或许她从家乡远道而来，或许她有很可爱的孩子，或许她每天很早就起来摆摊——她有她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又何必惋惜自己没有知道别人的故事呢？

现在的山药豆儿糖葫芦得五块钱一根了，不知道她摊上的涨没涨价。

我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买糖葫芦，还会不会有一个小学生到她那里，吃着没付过钱的山药豆写作业——又或者，她还卖不卖糖葫芦。

山药豆糖葫芦

小学的前两年我坐校车上下学。等车的位置是一个丁字路口，大马路很宽，直通南北。“丁”字的那一竖是条窄一些的小街，顶头是个商场，快到头时左转就能进我家小区的花园。商场里右手边紧邻门口的是个买糖葫芦的小摊，摊主是个满和气的阿姨，我之前常拽着爸爸妈妈给我买糖葫芦。

摊主阿姨看起来比妈妈大些，约莫小四十岁的样子。手上总是带着一副透明塑料手套，让我想起去饭店吃烤鸭。我不记得她究竟什么样了，但一看就是外地人，颜面举止、衣着打扮，似乎和周围的人不一样。后来我想，兴许她的年龄没那么大，只是脸上皱纹略多了些。

阿姨的手艺很是精湛，做工大大方方的，从不避开人。她将材料穿到竹签上，各式各样的口味都有，大多是山楂配上糯米、豆沙或芝麻，也有的夹着两三个切了一半的草莓。随后放到一个盛有糖水的小锅中慢慢地煮。

有时买糖葫芦，刚好到她将锅里的拿出来晾干，这是最让我稀奇的。阿姨手真快，还不及糖水滴下来，她就利落地将糖葫芦挪到案板上，登时一个个串起来的红红的小灯笼，就被包裹上一层晶莹剔透的玻璃般闪闪发光的糖衣，在背面刚好形成比“葫芦”宽一点的一片透明。我很喜欢那透明的糖片，里面有凝固住的细小的泡泡。

但我不喜欢吃山楂，纵使糖很甜，也总能吃到酸的地方。我喜欢吃山药豆儿的糖葫芦。一颗颗小豆儿绵软甘美，在口中和糖融在一起，简直满嘴、整个人都是香的甜的。她那儿的山药豆一直是两块钱一根。

二年级时有次放学，半路上妈妈打来电话，说她和爸爸临时开会加班，得晚一个小时回来，让我在家门口小花园玩。下了车，我一个人溜溜达达走过小街，刚想拐进小区，瞥见商场里紧邻门口那个熟悉的小摊，改变了主意——家里没什么零食了，应该趁着现在吃根糖葫芦。

我走进商场，对着摊主说：“阿姨好，我爸爸妈妈加班，我想吃根糖葫芦，在您这儿等妈妈回来了再交钱，可以吗？”

阿姨笑着说没问题，问我要哪种。

“我要山药豆儿的，那个最好吃。”

“哦，我是记着有个孩子常来这买山药豆的，原来是你。”她挑了一支糖最多的递给我。“你先吃吧，钱不着急付呢。你要包糯米纸吗？”

我摇摇头，嘻嘻笑着接过来。我想，自己待在这里又不会跑，横竖爸爸妈妈接我的时候付了钱就是了。

她给我搬来一个小凳子，我坐了，柜台到我下巴的高度。我左手拿着签子，仰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我没有和阿姨聊天，我们各忙各的。她呢，忙着做糖葫芦、买糖葫芦；我呢，忙着看她做、看她买。我看她把裹着糖水的一串串葫芦放到案板上，看顾客来挑选、问价钱，看闲人将钱递到阿姨手里，心满意足地吃着走开。我不时漫不经心地写两笔作业——把柜台当作桌子实在太高了。

一根不够，我又要了一根。吃完，又要了一根。

妈妈终于来接我时，又好气又好笑：“小丫头，真是的，一根儿不够啊，有这么好吃。”我只是嘻嘻地笑着。

“阿姨再见！”

三年级时这间房子租出去了，我们搬进租来的学区房。再后来，大概六年级，我随妈妈回去看过一次房子。那是个还算凉爽的初夏，我坐在妈妈自行车的后座上。我们匆匆路过那个商场，没有停下。

大街上人来人往。从旁边大学里走出的情侣手挽着手，在街边漫步到公交车站等车；骑车的人将文件包或是远处超市里刚买的菜放到前面的筐子里，摇着车铃往前蹬；汽车不时发出刺耳的鸣笛声，随着红绿灯的颜色变化此起彼伏。

而我，我也从这条大街经过。但我只看了两眼街对面的商场，就转过头去，只顾看前方的立交桥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后悔自己没有停下来，没有进去看看那位阿姨还在不在，这兴许是个遗憾罢。

再之后，我就没有回去过。听说那商场早拆了，盖起了一座写字楼。

往后这么多年，我对糖葫芦的喜爱不减当年，每次买也还是执着于山药豆儿。我很早就记不得那个阿姨长什么样子了，也从不知道她姓什么，家乡在哪里，但似乎别处买到的糖葫芦总是没有她店里的好吃。

在与我无关的日子里，那位阿姨还会做那么多支糖葫芦，也还会把这些糖葫芦卖给那么多人。想必她早不记得有个爱吃山药豆儿的小孩儿在她那儿写过作业了罢。

小学前上围棋班，认识了邻居家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我俩每节课都挨着坐，平时也常在小区里玩儿。她似乎个子高挑，很爱笑，其余的都记不真切了。我不再学围棋之后，就没见过她。在我的记忆中，她只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成了“小时候的朋友”一句话的指代。

越长大我越明白，很多人的人生和你的，有或长或短的、或执着认真或漫不经心的交汇，但终将走上不同的道路，在岔路口分道扬镳，此后再无交集。

一二年级时上英语课，总是和妈妈同学的儿子，比我大一岁的哥哥一起去。他在地铁站里喊叫着孩子才懂的语言或是学着跑车的声音疯跑，我也在后面追着他疯跑，在人流中穿梭，像个男孩子一样。我们激动地在地铁查询信息的小屏幕前刹住车，紧张地点击一个个按钮，仿佛在搜寻什么深藏着的宝贝——是“仿佛”吗？我越发不知道当时的自己，到底分不分得清现实和童趣了。

后来再大一些，早从那个英语课毕业了，两位妈妈又带着孩子见了一次面——还是坐地铁。我坐在他旁边，寥寥数语，索然无味。那时的我已经被别人定义为一个“适度活泼但整体文静的小姑娘”，而不是一个“任由随意疯跑的小孩儿”。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似乎也对我说的话不再感兴趣，于是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听着地铁的语音播报中度过。

或许该乐观些，毕竟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向着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而努力着。那个哥哥可能不会怀念小时候的疯跑，也不会记得有个小女孩跟着他疯跑，但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知道那位阿姨是什么样的人，我只在她那儿买过很多次糖葫芦、写过一次作业罢了。或许她从家乡远道而来，或许她有很可爱的孩子，或许她每天很早就起来摆摊——她有她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又何必惋惜自己没有知道别人的故事呢？——那些相遇与错过，就让它自然地存在着吧。

初一时我在东城区的一个学校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学期。班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的父母不是高知出身，有些人没有我这样幸福的家庭背景。但他们的善良，真诚，让我感到由衷的快乐。知道我要转学，他们瞒着我做了一本手绘的纪念册，那些卡通头像和临别赠言，都是满满的祝福。

转学到海淀后，和个别同学聚过两次，就没再见过面。初二下就记不清一些人的名字了，我一度责怪自己记性不好。他们面对着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生境遇，过着千姿百态的人生。那本纪念册现在被我压在抽屉底部，很久没有翻看过了。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必遗憾自己没有知道别人的人生，我们都在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现在的山药豆儿糖葫芦得五块钱一根了，不知道那位阿姨摊上的涨没涨价

——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卖糖葫芦，还会不会有一个小学生到她那里，吃着没付过钱的山药豆写作业——

又或者，她还卖不卖糖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