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作品—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时令已是深秋，教人不免想要怀旧。翻开从前的相册，可见一片红叶静静地夹在册夹中。许是册夹的密封性好，这红叶许久仍未因着水分的缺失而粉碎。八九点钟的阳光映在枯黄的枫叶上，火红的颜色再次浮现在叶面儿上。令我不禁忆起三十多年前的深秋，三十多年前的落木红叶与初雪之后的朝阳。

我依稀记得，1966年，深秋时节，处处萧瑟，惟有教室窗外的那棵老枫树，在落木之中尽显火红。但自然地，即使是火焰般的叶子，也一片片的飘零下来了，悠悠的飘零，飘零在我的书页，在难忘的十月，飘零在我的青春年华和荆棘岁月。

1.

时候本是清晨的早读课，但老师早已连着几日未曾出现了，同学们也并不生疑——这已然是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们开例会的既定时间了。

我的，不，是我们的——我们的队伍是与学校那些干部子弟的组织同时成立的，然而，我们这些“黑六类”知识分子子女和几个家境一般的少数民族同学组成的组织，似乎永远要比井冈山的所谓“红卫兵”们低一等。八月的第一次、第二次串联，我们的组织和运动都得到了支持，但同样被支持的还有井冈山一派。在天安门的汇报会上，中央文革首长表示对我们两派的情况十分关切，并分别向双方旗帜鲜明地表了态：“造反有理！你们是左派，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因而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学校的两派都认为自己一方是左派，是革命造反派，是走在毛主席正确路线上的。双方僵持不下，而我派势力较小，只得与井冈山谈和，归入井冈山参与运动。

井冈山方面决定给我们分派两个任务，是东五条和东十六条的“搜、破、立”活动。按照先前26中所总结的《破旧立新100例》，讲到要把里面那些如项链这样的奢侈品、带有黄内容片的图书、下流低级的照片、服饰等等禁止掉。我与昭延以及其他红旗的几个同志在例会上分配到了五条。我还记得，这是个古老的巷子，巷口生着一棵是有棵生了几百年的大树。

那年的冬天似乎来的很早，萧瑟的京城，胡同口的老树已然被漫天的初雪压弯了枝，干子坚挺的伫在人家旁。只见那不知谁家的书稿飞到了书上，宣纸揉在了雪中，黑色的字迹仿佛凝结的血在树梢上的零散的雪上流淌。

我与昭延走进胡同的时候，便听闻胡同中传来破碎的声响，快步近前，发觉是井冈山派来的红卫兵早我们一步到了，他们已完成了两家的搜破任务，诸多古董瓷器、字画丢到火堆里。他们不时翻看着红宝书，却好似终究没翻出个“所以然”来。他们也查看着其他学校的友好组织发给小将们的参照条例，但却不时将些许奢侈品、港式的流行物品收到自己的包中。

我想被遗下的，自然是他们烧的那些旧物了罢。顺着烟望去，有几张书稿顺着火和风飞到天上，许是与先前那张同样挂到树上了罢。

于是我与昭延同来帮忙，只是我更为瘦小，便不教我去搬那些沉重的旧物，只教我去整理那些泛黄的字稿了。

后来回忆起此日，只是觉得有什么寒的彻骨的东西，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许是那日的冬风凌冽，火焰也在其中燃的起来。远方不时传来呼喊声，现在想来，大概是其他红卫兵和胡同里人的交谈，在记忆的火焰的光影中，不断的蜿蜒着。

即使有些许私藏的行为，碍于井冈山的势力，我们不敢言语。只是有些实在过分的运动，“黑五类”们也无权参与。直至一张报告书交到了党委和中央手上，是李红海同志写的。他是我们队伍中为数不多的“红五类”，却坚定不移的与我们同站在一起。1966年11月，红旗脱离了井冈山，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合并在了一起。

更为深刻、重要、令人欣喜和信念坚定的，是我们的运动使社会的气象焕然。

成为大学红卫兵组织支部的这段时期，红旗的同学们参与到真正的、火热的红卫兵运动中来。如今忆起，我依旧热爱那火红的世纪。我们曾批判“三名三高”、批判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体经济的残余制度；我们曾提出许多的倡议，减少清洁工人的繁重劳动、减少邮递人员上下楼的劳力、减少医院急诊和住院等紧急情况下的收费条框；我们曾在诸多的胡同口按上了免费的服务站和公厕——虽然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看人民的反应如何。

这样幸福的日子并未持续很久，以至有一日清晨，那张远远望见的，有一张用红墨水书写、贴在学校门口的东墙上，冲击了我的视线。

这是不幸的开始。多日不见的保守派们又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一次，他们疯了。他们冲进学校、医院和工厂。他们手持棍棒、铁铲以及一切能够用来当作武器的东西。他们像是屠夫一般，勒令所有老师和学生站在四百米的操场上。减掉老师和同学的头发，用皮带和上面的铜纽扣殴打造反派的同学，将老师和学生分散关进学校地下不深的仓库。

随后，我们在地下仓库中得知了不幸的讯息，保皇派高联、动纠等组织（包括我们学校的井冈山），再一次冲击了党中央和中南海，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我能够想象他们放下红宝书，高喊着“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革命儿造反”和“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提起拳脚棍棒，对批判刘少奇的造反派一番镇压。

以及，他们还对我们做了什么呢？

他们所发的传单上，对于我们的描述，写的正是他们上述之所谓“屠夫”的行为。

我们并未放弃对他们的批判和反驳，李红海同志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们的人——

“出身论这样的东西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

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窒杀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了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远远地，有许多的人聚过来，我们这些“沦陷区”的学生却身不由己，只得在远处观望了。

红海依旧慷慨激昂的讲着：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

忽然，井冈山的队伍冲入人群，迫使师生纷纷让开道路。便有几个武装的保皇派将他摁在地上，他不断挣扎着，却被身后者踢在关节，一下跪在台上。

人群散了，许多的人被井冈山同我们关进了仓库里。

远远地，我望见几个红卫兵排成队列，高唱着他们所编排的歌曲——我实在不明白他们哪里有脸面去唱这样一首歌：

“拿起笔，作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几个井冈山的女红卫兵跳着井冈山派编排的忠字舞，对着李红海挥动着她们苍白的手和鲜红的旗。几个男红卫兵合力使他放弃了挣扎，拎着他的后领，将他拖到台下，用备好的宣纸一笔写了些不用看就知道是毫无理由的罪名，糊成帽子，扣在他的头上。

仓库中的我不能够听清他们的喇叭说了些什么，也并未知晓红海低下头之后的面色，因为泪水模糊了视线、无人应答的哭喊充斥着脑海，令人无所适从。心中似乎有什么燃尽了，却不是火，好似老枫树的枫叶，无声地、在理想的末世飘零几尽。

疼痛目光之中，有个声音在我的心里重复着，那声音含着愤恨、彷徨和旧时代的风霜——“那样的歌曲，本是你们应当唱的；那样的话，也是你们应当讲的。”

我想，那或许是个年青人的声音，是几十年前初至北平的、那个沉默的湖南书生的声音，是今日，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的声音。

可是那声音，在脑海中却显得如此无奈、悲哀。

“我不晓得，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堕落的，从万物生发的盛夏堕落到凋敝沉寂的寒冬，但它在我心中萌生出堕落的样子的日子，是从这晴雪的二月开始的。”

或许它从未是谎言，却在众人自身所致的恶果中成为实实在在的谬语。

2.

虽说如此，我们亦未放弃；仓库中等来的，是江青同志的一番讲话，改变了我们的境遇。

1967年1月，造反派的红卫兵重新掌了权。六十五中的遇罗克同志发表了《出身论》一作，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诸多红卫兵组织的支持。这似乎成为造反派掌权的标志。曾经的老红卫兵们退出了运动的舞台——他们似乎销声匿迹了，有些人加入了新的组织，更多的，是和他们所维护的一起堕落去了。

走出仓库的那一天，昭延对我讲了一句似是无心的话，“青文，我们的胜利像梦一般，现在我方才回想起来，造反派才是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主要力量。”

恍惚中，我隐约意识到了什么，似乎是对于迟来顿悟的失落，又似是新的、不详的预感，却很快的打消了这样的想法。“胜利即在不远处了，”我这样安慰自己，“要保持革命乐观主义，不要动摇……”

1967年春，工人同志广泛的与我们共同加入了运动。七一六工厂的工人造反兵团加入了“红旗战斗小组”，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于此同时，上海发生了“二月逆流”这样为走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派申辩的事件不暇接的再次掀起了新一轮的运动。

自3月之始，便陆续有各路造反派冲击并占领二月逆流主要人员的居所、工作场所以及相关之类，随即，各校造反派甚至人民群众上街游行，高呼“反击二月逆流”。

早在2月底的时候，北京激进的造反派们——如北航、解放军第二医院等学校、单位的造反组织已开始他们批判“二月逆流”、叶剑英、陈毅之流为首的“军队的保守势力”了。3月初的时候，这样的批判变得更为激烈了，以至于，有一小队红卫兵们冲击了军队机关，被无礼的镇压了。

于是，更多的红卫兵以及市民们参与到抗议和示威的行动中。在游行和冲击的运动中，是少不了武装的。红卫兵的战斗热情高涨，却苦于无处获得武装。红旗小组的一队队长和委员，便派出几个小将去与军队里的造反派交涉。他们本是驻京部队总部的几个支队，文化大革命后，便在军队中积极的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决策。

西山军区派出的代表很是和气，但每每谈及借些刺刀和少量56式等等的简单武器——用队长的话讲，是仅仅用于威慑的武器，他却总是流着一种有意回避的态度，不断的讲话题引入，“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布了些什么政策”、“我们军队的态度”以及“我们的难处也要体谅”之类的话语，红旗派出的代表同志朴丹不愿陪他绕弯，便直接引入了话题——

“同志，你也知道，我们的目的是想要借一些武装的。但是你却一直讲些无关的东西。这样吧，请你表态，你到底愿不愿意借我们呢？”

“愿意……是愿意，但是借这么多些就不太好了吧。”

“有什么不好，何况我们要的——在我看来并不算多。江青同志一再强调，告诉我们要”文攻武卫”，现在文攻是攻了，敌人便要用刀枪来镇压我们，你们既然表态支持，却吝啬于此，这是要怎样呢？”

“你不要误会，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我所在的组织是军队中的造反派组织，与叶剑英、陈毅领导下的反动派们早就划清界限了。可是小同志，你这样讲就不对了……要知道，《安徽五条》等一系列关于倡导不要过分武斗的条例，你们应当去看看。”

“同志，《安徽五条》中还讲了些什么呢？我觉得，应该看的不是我，是你。其中有一大部分内容都是倡导军队配合红卫兵、群众运动的。比如并且，我们已经承诺，更多的，这些武装是用作威慑，而不是用作……用作攻击。”

站在朴丹身后的我和昭延，紧紧地盯住那个代表，生怕他做出什么强硬的回绝和过分的行为来，那代表似是发觉了我们的目光，紧紧地捏着拳头，又叹了口气，在朴丹的协议书上签了字，承诺借给我们五十支刺刀和二十支枪。

本就是不大的组织，这些武器是足够用了。

我们成功完成了工总兵团和红旗小组派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带上这些武器，与工总兵团参与了1967年4月共计7次的游行活动。

其中几次，我们几乎住在了长安街上（当然，比起外地来的同志，我们住在这里的次数算得上少了）。红卫兵小将们挎着绣有毛主席头像的绿色单肩包，里面装有食物、水及一些生活必需品，还有从各地投寄来的物资。我们在长安街东面的王府井地铁站处支起了帐篷，又用租来（实际上是免费提供的）巴士、卡车和喇叭作为宣传的工具。我们向行人分发传单，在街道的墙上涂上标语，诸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打倒二月毒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党中央，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这些长安街上的片影交织在我的记忆，成为同一壮丽的画面：

那几日的长安街上人声鼎沸，不免显得拥挤，但人海抵不住我们革命运动的斗志昂扬。呼声似春风，人影似春潮，我们的运动，好似革命的新春号角，一举呼遍大江南北。我们不断接到振奋人心的消息，来自湖北的、上海的、广西的、青海的、天津的——五湖四海的、光荣的红卫兵们，都参与到这场如浪潮的运动中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新气象中共同盎然着生机。

虽然不时传来外地军队镇压造反派的讯息，但随即，党中央便发布了有利于红卫兵运动的《军委八条》，又用释放“联动”一类分子——便是原先的保守派们，换回了被捕的造反派同志们。

“我们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欢呼，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欢呼。”

第八次天安门广场的篝火晚会上，人民纪念碑前立起与城楼上同样的毛主席画像。舞台和画像在小将们的拥簇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们在火光中唱歌作舞。

火光映上的舞影摇曳在画像上，画像上深邃的双眸望向北方，仿佛凝视着对面城楼上另一个自己。犹记去年今日，也曾在城楼上遥望他略显苍老却焕发依然的面庞。

春日在欢声和胜利的喜悦中过去，二月逆流在被彻底批判和打倒后，人们似乎将他们遗忘了。只是在批斗会的时候，总是再被提出来作为武器和罪名。

3.

实在的讲，许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从北京的诸多造反派组织中又分出许许多多派来。我和昭延所在的红旗——这个人数并不算众多的组织，也随之分裂了。

我想，纵观六十年代末的中国——当然这是我后来明了的，动荡和混乱未尝是不好的，我们却在其中有着统一的趋势。不是意识形态的统一，而是斗争形势的统一（多为内讧式武斗以及造反派与军队保皇派的冲突）。再度回想1967年的情形，总是有矛盾和琐碎的记忆无处安放。

“是思想的矛盾，或是形势变化的太快，理性已无法依附于记忆。”

红旗的分裂是从对于刘少奇的批判开始的——归根究底，是温和造反派和激进造反派的矛盾冲突。众所周知的，对于刘少奇的批判很早便开始了。1967年6月，对于国家体制的激烈批判一路升温，对于刘的批判也到达了顶峰。1967年6月30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在中南海西门搭起帐篷，安营扎寨，宣告成立“纠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纠刘火线”行动拉开序幕。于是，7月初，中南海西门、北门直至故宫北护城河沿岸，连营接寨几十里。放眼望去，无数棚子、高音喇叭、旗帜、营寨、身着绿或黄军装的红卫兵们——除北京的以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

许是夏日倾泻的炎热激起了人们心中的暗流，随着时间推移，对于刘少奇等人的批判越来越缺少理智——即使刘少奇手持《宪法》抗议也无济于事，这使得中央不得不将刘等人甚至是保护起来。

1967年7月下，一日，风雨大作。各组织的红卫兵们却更为繁忙，一面兼顾批斗大会的开展，一面后勤工作要保证同志们的健康和物资的储备。中南海西门东面的帐篷旁，有几个红卫兵发生了冲突。他们冲突的主题是对于党内核心人物和走资派的批斗形势问题。

其中一方认为，对于刘少奇等“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应手软，应当对其进行彻底的、强烈的批判；他们认为，这是最后的胜利，在对其进行完彻底的批判后，便是造反派专政，即无产阶级彻底专政的时代。

而另一方认为，批斗大会这样无理而无用的进行是错误的——刘、邓、陶等人经已被打倒，现在造反派们要做的，不是一味的进行当面对质和物质上的批判，而是在思想上的批判完成后，转移目标，对社会进行下一步更深入的建设和优化，因此对刘邓等人的批判不应当在现场进行的如此激烈；并且，应当支持清华大学周同学“造反派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观点，恢复社会秩序和社会建设。这样的分歧在红卫兵中传播开来。

红旗小组之中，是前者占了上风。

7月27日，滂沱的雨珠似砸落在人们心中的火上。可这雨水非但没有灭息人们的怒与恨，反而似油于灯般使火焰外焰不住的上升、内在的火苗也愈发剧烈。我与昭延在帐篷中也激烈的辩论着，辩论着什么才是造反派们下一步应当做的事。

“青文，你要明白，对于这样大的走资派，我们当然要批判的越彻底越好。你现在居然主张停止批判，这样不是怯懦么，不是保守和反革命的么？我劝你要好好想想，我们的运动和组织能够进行的今日已然不易，同志们牺牲了许多，难道要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枉费了么？”

她将额旁一缕黑发撇到耳后，顿了顿，端详几刻我的反应，继续讲到：

“青文，你要清醒，不要被那些走资派们蒙骗了！”

“昭延，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认为这样的批斗应当停止——这不正是那些反动派们期望的么。我认同的，是理智的批判，而不是如今这样疯狂的行为，要知道，再这样下去，我们的运动就要停留在这了！刘少奇是走资派的头目，邓小平、陶铸也是，可是他们手下的走资派如此之多，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深入对他们的改造——绝不仅仅是我们去年揪出来的那些。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是一时半会改造的好的。批斗会当然还要进行，只是用不着这么多人，应当分些人手去做别的事情。”

“不，还不够，我们的队伍成员本来就少。如果你指的是我们的大组织，这也是他们决定的，我管不着，也不想管，因为我是支持他们全力去做这件事的。我相信党中央和人民群众的眼睛，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就在眼前了。可是你……”

“我认为不是这样，可我们要走的路还远着呢。我们应当把过度消耗的资源重建，然后再继续进行深入的革命。”

那时候，隐隐约约的，我发觉到，革命方向似乎是错了。但我依旧犹豫着——“罢了，许是我糊涂罢。”

我们不再讲话。片刻，昭延起身，直径走出帐篷。帐篷外传来呼喊声，是两个男红卫兵的斗殴。其中一个倒在地上，猩红的液体已然布满一地。不幸的是，他们来自同一个省份，所属的组织却是不同的。于是，一场激烈的武斗随之开始了。他们高喊着文攻武卫的口号，纷纷提起自己的武器，踩着雨水和泥泞扭打在一起。渐渐地，来自其他组织的红卫兵们在了解了他们所争执的问题后，亦纷纷加入其中。

“你们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叛徒、敌人，是走资派的帮凶！”

“你说谁是帮凶，你们才是帮凶，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坏分子、假红卫兵！”

本是夕阳时分，因着下雨，天暗的早。红卫兵们提着各式各样的武器，籍着稀碎的灯光和夕阳时分应尽的一点点明亮，绿色、黄色、蓝色——穿着各式军装的、操着各地方言的、看起来至少有四个组织的红卫兵扭打在一起。

他们或举起棍棒，喊着些“你个修正主义的走狗”、“你个反动派也敢这样骂老子”之类的言语，揽住敌对派别成员的头，一棒敲下；或几个同一组织的红卫兵将一两个其他派别的红卫兵围住，用脚踢晕为止，这些围成圈的红卫兵往往防备不得背后的攻击；更有甚者，用砍刀或铁铲砍伤、砍断他人的手臂；用木棒将他人的额头戳在墙上，往往仅需一次便渗出血来。

忽然地，几声枪响，人群霎时倒下大半。但仍有许许多多红卫兵冲上来。雨中分不出敌我，人们便四下攻击。紧接着，第二把、第三把枪的声音响了，恐惧和哀嚎、愤怒和狂热在风雨之中的长安街上蔓延着。

力竭的哭喊，血水、雨水、泥水混合着未知的污秽，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六月。

“不能再这样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想要呐喊出来，想要加入进去，可这眼前的场景却使我一下失去了勇气。

伫立在长安街上，不知觉中，面庞和身躯被风雨浸湿。不晓得面庞上的水是泪水还是雨水，苦涩混合着些许咸味，吞咽进口中，随着一幕幕惊心品尝凝固的失落。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办？怎么让他们停下来，让风雨也停下来！”

我的心，我的心疯狂的跳动着，浮现出这样断断续续的疑问……

然而，我并没有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因这眼前的场景已使我无法思考了。

不断有面目不清的红卫兵被来自医护站的红卫兵护士们抬进帐篷，或是乘坐一切能够运送伤者的工具找到就近的医院，并由他们进行往往没有结果的抢救。

我的脑海随着风雨混乱起来，再一次，我陷入了恐惧、失落、迷茫的折磨。

我感到恐惧——以往从未有过的恐惧。或许我和我们——原本彼此亲密友爱的、思想理智锐利的同志们，如今却不得不随着时代陷入疯狂，好似滂沱风雨，好似血水混合污泥。

我感到失落——以往从未有过的失落。或许我们将要面临分裂和离别，随着时代——这失败的、疯狂的时代。我们的运动是革命，却也好似战争。我们明明有着共同的敌人，却因着言语不和，便“文攻武卫”起来。这简洁的四个字，也本是坚定和理性的产物，又何以在此变得疯狂！

我感到迷茫——以往从未有过的迷茫。过往的迷茫是以外因为依据的，而今时的迷茫却是无有一切外因的——问题出在我们身上，我可以肯定，可是我不晓得如何去纠正我的、我们的错误，他人也无意去纠正这样的错误，只得任由着风雨肆虐在我们的身体和精神之中。

这样的痛苦，纠缠于我多年。此后的日子，每每回想起此昔黄昏之风雨，便总有一种强烈的、有着绝望的彷徨涌上心头，这样的痛苦，总是令我身躯为之凝固、魂灵为之震颤的。每每忆起，泪水便不住的流下，也不愿收起。

它仿佛是永远的梦魔，重复着，一次次宣告我理想的泯灭。

此事之后，党中央的代表找到这几个红卫兵领袖谈话，教外地的组织回了故省，又严厉的批评教育了北京的两个红卫兵组织。代表们说，这不是“文攻武卫”，反是发展成了“武攻武卫”。但作为其中之一参与者所下属支部的、红旗小组的红卫兵们并不满意，便开会商讨对于武斗的反思和下一步的措施。以许榕和顾成江为首的激进派不同意就此作罢——主张“造反派可以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红卫兵越来越多，逐渐自成一派。主张温和派的卢英强一方也不甘示弱，又给提出这说法的周泉缨封了“周老六”的称号，将他与“马恩列斯毛”并列起来。

最终，饱受保守派欺压的红旗红卫兵们倒向了激进一方，温和造反派成为少数派，投向另一大组织。昭延站在了激进一方，我却左右为难，不作表决。

红旗虽是如此，但多数的红卫兵组织中，往往是温和派占了上风——这是我加入前锋之后了解到的。

“林青文，全小组就剩你没表明态度了，你是什么态度，快说！”

“我……我认为，我们应该放缓……”

话音未落，我便被钦定进了温和一派。但当我向卢英强提出我的想法时，他显露出了疑虑和不屑的神情，“林同志，你站在了毛主席的好学生——周泉缨同志的这一方，我很欣慰，你走在了毛泽东思想正确路线上。但是，你的悲观想法我持保留意见，是不太认同的。”

在温和派的红旗小组——不，不是红旗，这个名字已经属于激进派了，应当是我们新加入的组织“前锋红卫兵团”中，我开始尝试接受他们的观点。但渐渐地，却发觉他们开始向革命初期的保皇派靠拢了。他们其中甚有拉拢军队，与保守势力合力镇压激进派的现象。在北京，真正的造反派，只余了激进派一方——只有他们还在坚持过去那些有革命性的行为、规章和口号。

我也曾在五十天专政中受过挫折，也曾在对于二月逆流的批判中对其愤恨过。我不曾支持“造反派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此类言论——我仅仅是认为：“我们的运动还远没有成功，打倒刘少奇也不是我们松懈和分歧的理由，且如此’造反’会失去人心”罢了。

然而，同我一样思想的人少之又少，这些人大多被多数派排挤出去了，成为逍遥派或是劳改犯。这样的人，或许，不属于温和派，不属于造反派，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早已不在于对刘少奇的批判上，却依旧专注于革命中。

1967年8月，武斗愈发升级了，热兵器加入了战斗。大规模死伤事件比比皆是。由于昔日的温和派，今日的新保守派有军队的势力，激进派的人数、物资、势力愈发减弱。

这样的混战，甚至于温和派中都产生了些许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这样的境况很快结束了。1967年9月，江青的讲话正式宣布否定“揪军内一小撮”，这意味着对于军队的革命结束了。此外，“文攻武卫”也被加以限定。一系列树立军队地位的法律重新出台了，学校复课、工厂复工，对红卫兵运动的限制愈发严格。

但这并不影响我的生活。我已成为彻底的逍遥派，对于外界诸多红卫兵武斗的恩怨与争端目视无睹——它们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进展，造反派节节败退，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甚至是保卫皆已岌岌可危。许多激进派的成员与他们从前打倒的人同样，被关进了监狱和劳改营。军宣队进驻了清华大学这一全国红卫兵运动的核心和发源地。带着无比的失望、迷茫和恐惧，红卫兵运动的“热月”结束了。

至于昭延，她与造反派的诸多领袖同样，在风向不定的斗争浪潮中倒下了。她成为第一批下乡的知识青年，据说是去了北大荒的石油厂进行建设。自红旗分裂之后，我们便再未联系过。

1968年，军队和保守势力联合起来铲除了最后余下的，没有被同化的自发造反派组织。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毛泽东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可人们的心里都明了，红卫兵运动是在疲惫与悲哀中告至尾声的，所谓山河一片红，不是红旗，倒是鲜血染成的山河红。

我们的运动再一次，再一次，并彻底的失败了。

1970年，坐在还未开动的、去往重庆的火车上，我回望那生活了14年的故乡。袅袅春景中，竟对山村的生活有了些许期待。即使晓得，或许要五年、要十年甚至一生或许遥居他乡，但故土之下渗着的、同志们的鲜血，仿佛永远淋漓在北京那紧张而压抑的空气中，它会将恐惧和疯狂镌刻到人们的心里——我要远离这样的沾污， 也远离这样的哀恸。

那时我是这样想的：

毛泽东在报纸上对我们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却只着这一次错误，不再给予我们改正的机会，不教我们在城市里搞运动，丢到偏远的山区去。

罢了罢了，这含混的运动早已将我抛弃了。

但也确如他所说，农村实在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许是我这逍遥派被分配的农村太过偏僻，之后许多的政治运动似乎对这里的村民没有很大的影响。村庄房屋的墙壁上，也少有见到染着泥土的、苍桑的红墨水涂成的口号。

这里并没有文革结束后，于诸多伤痕文学中写到的野蛮的风土和骇人的罪恶。在接下来的六年中，即使是“批林批孔”、“斗批改”这般红色政权下的白色恐怖式运动，亦未大规模在这里展开。这里的一切是纯朴而宁静的。因此，我带去的、家中许多陈旧的马列著作，文学著作，以及其他被“特殊保存”的哲学和历史学书籍在重庆这宁远的山村熠熠生辉，我在朴素的劳作和阅读中度过我青春年华中最后的几年岁月。

4.

1979年11月，作为唯一一个被分配去四川省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北京人，我顺理成章的得到了返乡的名额。

回到北京那日，是凌晨初雪。苍茫满城，寒风凛冽。

我走下火车，掸落身上的雪尘。

从北京西站乘车，中途行过长安街，街景似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我望着窗外，夜色未褪去。中南海门前，仿佛又看到鲜血淋漓和哭喊的画面。

“罢了罢了，不能再看了，不看了。”

我便把巴士的窗帘拉起来，想要睡去，却听见身后的对话——

“你听说了吗？四人帮要再被审一遍呢。”

“为什么，去年不是审过一次了？”

“说是因为中央换了班子，邓小平不像华国锋那样肯定文革，所以要给四人帮改个‘支持文革’的罪名。”

“什么，上次的罪名不是‘破坏文革’吗？”

“你真是的，你想啊，现在文革被彻底否定了，要是四人帮‘破坏文革’，那他们不就没有罪名了。”

“所以，四人帮到底是破坏文革还是支持文革啊…”

“别管了，原来那些小兔崽子们天天斗，斗的饭都吃不上了，这不挺好……虽然好像，改革开放之后，我的工资还是赶不上物价，买不起东西啊。”

我将那对话细细的听完，“还是买不起东西么…”我想，“原来不论是文化大革命之后，还是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也一样用不起东西……”

“许许多多的理论家们，都不是政客…他们的理论，总是在应用的时候，不断的被改进和分裂…可是直到如今，理想的世界依旧没有被建立，中国的人民也依旧如此麻木和贫穷。”

“我想，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红卫兵运动结束许久了，但这不是否定反抗压迫的精神的理由啊……”

不觉之中，车到站了。下车后，我便径直走向从前居住的社区。向家窗中望去，父母在家，一切似是老的模样，悬着的心便放下了。我在楼前徘徊，却似是有什么心结，不觉含涩，随即朝着学校的方向走去。

校门开着。走进去，那里正在进行就要完工的基本重建工作。教学楼前的老枫树依旧伫立，积雪的枝丫上，竟还生着一片打着霜的红叶，孤零地在萧瑟和苍茫中摇曳着。

天色在不知觉中已然明亮，雪欲止。

校门外的墙上，虽是没有了往日的笔迹，却有了新的大字报。

“学生会：商讨学生如何在民主思潮中起推动和引领作用”

回神已是清晨。八九点钟，雪停了。太阳升出来，回望校园内，那红叶却悠悠荡荡的落下了。

一阵清风袭来，将学生会报的一角吹开。隐隐约约的，旧报的字迹流露出来。

“大字报贴在这，原来是为了遮盖从前的字迹呵。”

我不禁细看，却见上面记着相似的字迹——

“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